這不僅是一部城市史、海洋史，

更是一本視野開闊，敘事精彩的全球史。

 

在十七、八世紀季風亞洲區的三座港口城市裡，東西方奇異地相遇了。中國海湛藍的水域中，滿佈著來自各地的闖入者、散商、海盜、走私客，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歐洲商人進入了亞洲，逐漸影響了全球政治與工業革命的發展……

 

荷蘭萊頓大學歷史學家包樂史帶領我們一起回到過去，拜訪十七至十九世紀初期的亞洲最著名的三個港口城市：巴達維亞、廣州以及長崎。在過去，這趟旅行至少要花歐洲旅行者六到八個月的時間。在那些漫漫長夜的航程裡，這三個繽紛的貿易城市，以其超凡的風貌和極具異國風情的魅力，點燃了水手與作家的想像力。它們都留下了為數驚人的文獻和圖像遺產。

 

相對於小說家卡爾維諾那座「看不見的城市」，作者將巴達維亞、廣州以及長崎稱為「看得見的城市」，因為沒有任何其他十八世紀的亞洲城市，比它們更頻繁地被以圖像與文字描繪。在這三個城市裡，東方與西方以相似卻又極端不同的方式相遇。

 

作者以全球史的視角討論圍繞著同一片海域的三個港口社會。以廣州、長崎及巴達維亞為中國海一帶人類活動的焦點，比較這三個城市根本的重要差異，並同時考察這三個城市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互動。此外，作者還特別強調人的經驗，唯有聆聽居住或工作於這三個亞洲港口的人們聲音，我們才能對這三個城市有所感受。這些中國人、日本人及荷蘭人，是如何見證他們居住於這些城市的時光？在有限的人生經驗裡，他們又如何反映出這些他們工作、生活於其中的港口面貌？

 

包樂史認為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是一個全球變遷的時代，對此，中國、日本與爪哇的政權都被迫對這樣的歷史轉變做出回應。相較於以往針對帝國中心所作的研究，書寫這三座城市的跨文化貿易的現象及背後機制，或許更能洞察中國及日本帝國的想法，乃至西方的想法與野心。透過廣州、長崎以及巴達維亞這三扇窗，作者清楚地讓我們認識到這些地區的現代性特色。

譯者介紹

導讀

序言

 

第一章  三扇機會之窗

相對於卡爾維諾那座「看不見的城市」，本書將巴達維亞、廣州以及長崎稱為「看得見的城市」，因為沒有任何其他十八世紀的亞洲城市，比它們更頻繁地以圖像與文字被描繪。在這三個城市裡，東方與西方以極端不同卻又相似的方式相遇。

 

第二章  跨文化貿易的經營

在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的歷史進程中，由於中、日王朝的更迭以及歐洲人在亞洲海上貿易的擴張，中國海區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服務於洲際貿易的港口城市裡，我們可以看到區域與全球力量的互動與糾結。

 

第三章  聯繫分離之地

唯有聆聽居住或工作於這三個亞洲港口的人們的聲音，我們才能對這三個城市有所感受。這些中國人、日本人及荷蘭人，是如何見證他們居住於這些城市的時光？在有限的人生經驗裡，他們又如何反映出這些他們工作、生活於在這些港口中的「人們情況」？

 

原書注釋

參考文獻

導讀 

 

這是一部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十九世紀通商口岸城市研究所沒有說的故事，說它是前傳也行。談起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你會聯想到什麼？一般人可能不太會將這三座城市連在一起。《看得見的城市》談的就是十七、八世紀的中國海區域的這三個港口城，如何扮演著爪哇、中國與日本大多數地區門戶的故事。

 

我們可以用簡單幾句話涵蓋這本書的大意：「十七、八世紀季風亞洲區的三座港口城市：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裡，東西方奇異地相遇了。荷蘭東印度公司帶來的歐洲貿易者，伴隨著中國海的私人貿易，進入東亞及東南亞。在這塊遍南中國海湛藍的水域裡，滿佈著來自各地的闖入者、散商、海盜、走私客，這種型態的貿易方式，後來影響了全球政治與工業革命，並揭示了全球發展的區域性影響。」

 

本書作者包樂史（Leonard Blussé），研究台灣史或海洋史的學者應該都不陌生，他可是國際上著作等身的歷史學家，國內許多研究荷西時期台灣史或中國海洋史的學者，像是曹永和、翁佳音、陳國棟、康培德、劉序楓、鄭維中、李毓中、邱馨慧及查昕等人多少與他有過學術往來或受其著作啟發。包樂史於一九四六年出生於荷蘭，學生時代曾到台灣和日本進修學習漢語與亞洲歷史。一九七二年獲得荷蘭萊頓大學的博士學位，曾任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院研究員及萊頓大學印度尼西亞研究計畫主任，現任萊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他從中學起，就開始學習各種語言，奠下日後他在研究時，嫻熟地將各種語文如中文、日文、印尼文、荷蘭文及法文、德文運用在寫作中。

 

包樂史的專長為東亞與東南亞近世史、海外華僑史及全球史。除了大量有關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台灣檔案及巴達維亞華人公館檔案的編纂外，著有《公司和貿易：法國大革命之前的遠洋貿易公司論文集》、《奇怪的組合：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時期的巴達維亞的中國移民、混血婦女和荷蘭人》、《歷史的朝聖者：與歐洲擴張史學者們的私人談話》、《彌合分歧：荷日關係四百年》等等。其中，翻譯為中文的著作有：《《荷使初訪中國記》研究》(1989)、《中荷交往史》(1989)《巴達維亞華人與中荷貿易》(1997)、《巴城公館檔案研究：十八世紀巴達維亞唐人社會》(2002)、《航向珠江：荷蘭人在華南(1600-2000)》(2004)、《苦澀的結合：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齣離婚戲劇》 (2009)。

 

本書為包樂史近年來的最新著作Visible Cities: Canton, Nagasaki, and Batavia and the Coming of the America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簡體字版《看得見的城市：東亞三商港的盛衰浮沈錄》已於二○一○年由浙江大學出版。本書主要是在簡體字的基礎上，重新審訂編輯而成。除了內文的修訂外，最大不同在於我們刪除簡體字版包樂史專為中國大陸讀者所寫的序言，並放回了原先簡體字刪除的英文版前言。此外，原書中的數張海船、城市、地圖及人物圖像，也重新購買版權置於正文中，刪除浙大另外挑選的廣州及長崎的港口圖片。

 

包樂史有這麼多著作，為何會選中這本？最主要原因是本書內容源自作者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的「賴世和講座」所做

 

「紅毛番」在遠東
爭取中國及日本市場，是一個長期必要而持續的、適應當地環境並需不斷調整的過程。在一封來自荷蘭省長毛利斯（Prince Maurice）的信件獲得大將軍的私人允可之後，一六○九年，第一家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工廠在日本的平戶開設。荷蘭人（以及若干年後尾隨而至的英國人）面臨了強大的挑戰：藉由在澳門與長崎的兩個基地，葡萄牙人在中日貿易間已經取得了幾乎無法撼動的位置。
在其最初十年中，德川幕府（1603—1868）制定了各種策略來緩解貿易上對葡萄牙壟斷者的依賴。因為日本海運在中國是被禁止的，而中國船隻也被明朝政府禁止前往日本，獲得中國貨物的唯一方法，就是給予日本商船稱為禦朱印狀的將軍特許，使之可以前往東南亞與中國商人交易。為此，稱為「日本町」（Nihon Machi）的日本屬地，被設置在臺灣、馬尼拉、印度支那（indo Chinese）海岸的會安（Hoi An）和越南東京（Tonkin），以及泰國的首都阿瑜陀耶（Ayutthaya）。
一六二四年，在大員灣（譯按：今臺灣的安平）入口處建立的熱蘭遮城（Zeelandia Castle），很快帶來了荷蘭人與日本商人的摩擦，導致德川幕府在一六二八年到一六三三年間宣佈了對荷蘭的全面禁運。在這些事件獲得了外交上的處理之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理事會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如果公司想繼續在這個驕傲的帝國裡做生意，唯一的選擇就是使在日本的人員全然地遵從當地的規矩和傳統：
公司的人員……首要地必須虛心、謙卑、禮貌、友善，並對日本人極盡親切，由此最終我們會贏得他們的心。「虛心」包含審慎的言行和謹慎的處事，「謙卑」意味著一個人永遠不能以妒忌或高傲的言行面對這個容易受到冒犯的國家，反倒要永遠表現得像是低人一等。「順從」意味著我們不應該違反他們的法律，但也不要顯得膽怯或是遷就，或是用零散瑣碎的方式維護公司的利益。
如同我們接下來會看到的，這些經營之道，遵循著「在日本則行乎日本」的想法，在接下來的那些年裡，成為了任何進一步行動的指導原則，而荷蘭人由此獲益良多。
日本的大範圍海外貿易擴張，和荷蘭與英國的東南亞擴張同時開始，隨後很快地又被幕府的干預打斷。作為幕府掃除日本天主教勢力（在當地被視為危險而具破壞性的）運動的一部分，德川家光在一六三三年到一六三六年間發佈了一系列海禁，終結了日本的海外交通以及臣民（多數是天主教徒）在日本町的居留。在和葡萄牙人競逐對日貿易的過程中，喀爾文教派的荷蘭人十分樂意挑起日本人對天主教傳教士的仇恨。他們向他們的日本東道主保證，他們也一樣被捲入了這場對這個「教皇宗教」的激烈對抗中。事實上，荷蘭東印度公司面對幕府時，將自己表現成一個葡萄牙人的替代性選擇，而且毫無威脅性。對於在有巨利可圖的中日貿易間取代葡萄牙，荷蘭人充滿了熱情。這樣的熱情在一六三九年獲得了實現——在那一年，葡萄牙人被「永遠」逐出了日本。
然而當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平戶商館的大班法蘭西斯‧卡隆（François Caron）謹慎地問及「由荷蘭省長——奧蘭治的費德里希‧韓德里克（Frederik Hendrik）——派遣一名大使到幕府協助維繫貿易關係」是否是個好主意時，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幕府政權認為這毫無必要：「他們何必派個大使來，為了荷蘭商人在日本居留和發跡的事實致謝？這些生意上的事情用不著派個大使。我們只忠於君王和實質的掌權者，而且是在他們來談皇室的事務而非商業往來、要求戰爭中的協助，或者是要援助我們的時候。多派個大使來隻會造成麻煩。」換句話說，他們只要真正的大使來談皇室的事務，而不是貿易。這樣的回應，反映...